王小理 周冬生:面向2035年的国际生物安全形势

文章來源:新華文摘  |  發布時間:2020-04-05  |  【打印】 【關閉

  

  生物安全攸關民衆健康、社會安定和國家戰略安全。2018年9月美國發布《國家生物防禦戰略》,近期我國生物安全法草案已提請最高立法機關首次審議。國際生物安全形勢發展正處于大動蕩、大變革的重要轉折期。短期內,生物安全風險總體可控,但面臨生物襲擊威脅、新發突發傳染病、兩用技術風險等棘手問題;長期看,戰略安全風險加大,亟須加強戰略引導和技術攻關。 

  過去十年國際生物安全形勢基本評估 

  國際生物安全形勢基本走勢是2000—2014年間總體保持溫和可控狀態,但2015年以來形勢轉向相對嚴峻。生物威脅已經從偶發風險向現實持久威脅轉變,威脅來源從單一向多樣化轉變,威脅邊界從局限于少數區域向多區域甚至全球化轉變,突發生物事件影響範圍已經從民衆健康拓展爲影響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傳統生物安全問題與非傳統生物安全問題交織,外來生物威脅與內部監管漏洞風險並存。 

  一是傳統與新型生物威脅模式暗流疊加。全球生物軍控治理處于“雞肋”狀態,聯合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第八次審議大會進展甚微,實施生物襲擊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反而有所增強。生物戰理論已見雛形,美國防部開展20YY生物戰戰略研究。此外,新型的生物恐怖投送方式不斷出現,追蹤溯源面對嚴峻挑戰,防範生物恐怖襲擊難度大增。 

  二是新發突發傳染病疫情不斷出現。近十年來相繼出現了甲型H1N1流感、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高致病性H7N9禽流感、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征、中東呼吸綜合征、登革熱、埃博拉、寨卡等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疫情。在全球化背景下,疫情傳播更快更廣,即使遠在世界另一極,就只是一趟航班的距離。寨卡病毒自2015年開始不到一年時間,就從巴西傳播至全球,感染了40個國家約50萬人。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未來將會有多種源頭的大流行“X疾病”。 

  三是生物技術發展帶來的雙刃劍效應與風險加大。科學家已在哺乳動物中首次實現“基因驅動”,基因驅動系統使變異基因的遺傳幾率從50%提高到99.5%,可用于清除特定生物物種。隨著基因編輯和基因驅動技術的發展,基因武器風險越來越高。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對生物科技負面作用的管控體系和能力有欠缺,有明顯的內部性威脅,同時生物科技在許多戰略方向存在“卡脖子”現象,有隱性的外部性威脅。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深刻演變,經過由外到內和由內到外的層層傳導、相互作用,發展中國家面臨形勢通常更加嚴峻。 

  四是人類遺傳資源流失和剽竊現象持續隱形存在。人類遺傳資源是國家戰略資源,具有巨大的戰略安全和經濟利益。但國際上圍繞人類遺傳資源的獲取和使用,還存在各類“明取暗奪”現象。據俄羅斯多家媒體報道,美國系統搜集蘇聯地區傳染病、菌株庫以及俄公民生物樣本,特別是美空軍還試圖搜集俄羅斯公民的滑膜組織和RNA樣本。法國《世界報》報道,對2014—2016年非洲埃博拉疫情期間患者檢測血液樣品的流向情況調查表明,這一領域西方國家的“血液外交”、生物剽竊現象大量存在。實際上,聯合國《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雖然定義了“與生物資源交換相關的獲取和惠益分享義務”,但其打擊生物剽竊的宗旨的落實,還需要相關國家立法推進。 

  未來影響國際生物安全走勢三大因素 

  生物安全與科技、軍事、國防相互促動,同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因素相互交織,是有關國家主體、非國家行爲體博弈的新興領域。認識和處理生物安全問題,維護國家核心利益,須有更爲廣闊的視野和全局運籌謀略。綜合來看,除科技因素、自然生態因素外,影響國際生物安全走勢“人”的主要因素有三個方面。 

  一是大國戰略目標。生物安全以及相關的生物科技、生物經濟利益,作爲新科技革命的一部分,也自然成爲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調整期西方發達經濟體大國競爭博弈共存的重要籌碼、戰略新邊疆,並受其影響。同時,圍繞先進生物技術的國家間地緣經濟競爭,加劇了建立可在全球範圍內實施的國際准則的挑戰。從曆史長周期看,美國推出《國家生物防禦戰略》符合美國主導新興科技發展國際進程的一貫策略,既堅持發展與安全兩手抓,兩個方面謀取戰略利益。 

  二是政策與治理因素。生物技術研發與應用的社會倫理法律和環境問題越發突出。國際經驗表明,誰能率先在生物技術兩用性治理方面形成典範,誰就能占據倫理制高點並立于不敗之地。美國作爲生物技術強國,一直走在生物安全立法規制和治理建設的前列,並持續加強其法規體系和治理體系。2010年以來,美國先後發布《美國生物經濟藍圖》《國家生物防禦戰略》《加強實驗室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下一步舉措》《實現生物技術産品監管體系現代化》《美國政府生命科學兩用研究監管政策》《美國政府對生命科學兩用研究的機構監管政策》《關于潛在大流行病原體管理和監督審查機制的發展政策指南建議》,力圖保持生物技術研發處于良性軌道、維護公衆信心,營造“合規”國際氛圍。 

  三是智库和话语权因素。研判生物科技及其对经济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地缘政治的潜在影响,抢抓国际生物安全话语权,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需要极大的战略智慧,也因而成为国际有关智库的重大议题。近年来,美国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国防科学委员会、国防大学技术与国家安全政策中心、空军大学非传统武器研究中心、兰德公司等战略安全智囊,纷纷加强生物科技与国家战略安全研究,预测未来10—20年,生物科技领域进步和技术扩散对战争形态、对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美国科学院、生物安全国家科学咨询委员会、波多马克研究所、生物防御蓝带研究组、核威胁降低倡议组织等科技政策智库,围绕新兴生物技术、两用研究与技术两用、技术扩散、以病原为核心的管理体系漏洞、管理与研发体系改革路线图、科技开发与管控战略、相关法律法规修改等议题,频频发声,谋划推动政策与技术的融合。国内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國科學院、工程院等相关研究单位的战略研判亮点纷呈,如生物制生权、生物国防,对于推进生物安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2035年前生物安全形勢演變趨勢與研判 

  展望未來15年,國際生物安全形勢將發生深刻變化。生物科技與其他技術領域交叉融合,推動塑造未來經濟社會面貌和戰爭形態。但同時,國際生物科技研發活動的規範准則碎片化、失序運行,潛在安全風險和利益沖突有惡化趨勢。生物安全出現新“事態”“勢態”“世態”“時態”已成定勢,在戰略安全中地位將進一步提升,更加強調主動防禦、主動塑造。雖然總體生物安全風險處于臨界可控狀態,但局部領域安全風險劇增,可能出現更多的傳染病疫情,生物入侵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生物恐怖和生物犯罪活動增多。以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野謀劃人類生物安全,成爲一種全新戰略選擇。 

  發展中國家還可能面臨一些“老大難”問題。國家戰略上比較重視,雖然維持一定力度的生物安全公共投入,但在政策協調、組織人事、內政外交國防方面存在薄弱環節,生物安全防禦體系存在短板,難于有效抵禦網絡生物安全等新型生物威脅。在國際生物安全規則制定方面話語權有限,受到較大制約。因而,需要積極適應未來科技社會倫理輿論環境,加強智庫戰略研究和人才培養,及時制定並實施科學合理嚴密規範的政策,搶抓國際戰略傳播話語權,避免倫理爭議,沖出生物技術兩用性帶來的窘境,讓科技真正爲人類服務。 

  (作者单位:中國科學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